黑九月事件，又称为“约旦战争”或“约旦内战”。1970年9月到1971年7月，约旦军队与巴解组织武装之间在约旦首都安曼及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发生了一场大规模军事冲突。战争中，成百上千的游击队员被打死打伤，同时还造成了数万巴勒斯坦难民死亡，巴解组织遭受重创而被逐出约旦。由于这场战争的激烈性和残酷性，巴解组织愤怒地称之为“黑九月”。
在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战争连遭败绩后，巴解组织武装又被约旦打败并被驱逐出去，对以色列的常规游击战争无法正常开展，一些信奉极端暴力的巴勒斯坦人为引起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关注而采取了非常规战争手段。黑九月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关注。尽管巴勒斯坦“黑九月”分子认为自己从事的是正义的事业，但是他们所采取的大规模恐怖袭击的方法是以大量无辜者的生命为代价的，加之树敌过多，因而必然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和反对。“黑九月”恐怖风暴不仅埋下了“黑九月”灭亡的种子，而且对巴勒斯坦事业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影响。
事件背景
巴勒斯坦归属
约旦人与巴勒斯坦人同为阿拉伯人，在第一次中东战争到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一直并肩作战，为恢复巴勒斯坦人的合法权益进行坚决的斗争。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约旦作为阿拉伯国家的领袖之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约旦和巴解组织一直同床异梦，在巴勒斯坦归属问题上存在着尖锐的矛盾。
在历史上，约旦和巴勒斯坦统称巴勒斯坦地区。1921年3月，英国将巴勒斯坦划分为两部分：约旦河以东为外约旦，建立外约旦埃米尔国；约旦河以西为巴勒斯坦，由英国直接统治。此后，外约旦埃米尔阿卜杜拉一世先后提出过“大约旦计划”和“大叙利亚计划”，试图将巴勒斯坦纳入自己的版图。1946年外约旦独立，更名为约旦哈希姆王国后，开始着手实现自己的计划。阿卜杜拉·阿齐兹坚决反对联合国对巴勒斯坦的分治计划，积极参加第一次中东战争并亲自担任阿拉伯联军总司令。虽然阿拉伯国家以失败而告终，但是约旦却占领了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在艾哈迈德·阿卜杜拉曼的鼓励和支持下，1949年12月，3000名代表在查里科举行大会。大会决议要求约旦和巴勒斯坦在阿卜杜拉的统治下统一起来，并授予他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权力。1950年4月，约旦议会通过决议，宣布赞成“约旦河两岸完全统一为一个国家，这个国家是约旦，它的首脑是阿卜杜拉・侯赛因国王”。一周后，约旦河西岸地区被正式兼并，此后，约旦政府实行同化和安抚政策，授予81万巴勒斯坦难民公民权，并任用一大批巴勒斯坦人进入约旦议会和各级机构任职。侯赛因继任国王后继续执行这一政策，努力“通过合作和控制将单独的巴勒斯坦实体纳入一个巨大的约旦框架内”，但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失去约旦河以西地区后，其政策发生了一些变化：不再要求将整个巴勒斯坦置于约旦的统治之下，而仅仅要求恢复对约旦河西岸地区的管辖权。
阿卜杜拉一世的政策是以牺牲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利益为代价实现的。因此，约旦的“大约旦计划”自然遭到民族意识日益增强的巴勒斯坦人的反对。早在1948年9月，巴勒斯坦人就在加沙地带建立过一个“全巴勒斯坦政府”，以阻止阿卜杜拉·阿齐兹兼并巴勒斯坦的企图，他们指责阿卜杜拉“背叛了巴勒斯坦事业”，是一个“自私自利的、攫取领土的叛逆者”。出于愤怒，巴勒斯坦极端分子于1951年7月刺杀了阿卜杜拉。激进的巴勒斯坦人要实现“大巴勒斯坦计划”，建立一个领土横跨约旦河两岸的大巴勒斯坦国。巴解组织建立后，其主席艾哈迈德・舒凯里宣布“约旦的所有地方和以色列都是巴勒斯坦的组成部分，应该归还给巴勒斯坦人”。亚西尔·阿拉法特任巴解主席后，虽然不赞成“大巴勒斯坦计划”，但他所提出的“在约旦河以西的巴勒斯坦建立巴勒斯坦国”的计划，仍然是与约旦相矛盾的。双方关于巴勒斯坦归属问题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必然以战争解决。
巴勒斯坦问题解决方式
尽管约旦与巴勒斯坦人在巴勒斯坦归属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对立，但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前，双方的战略目标及对待以色列的态度是一致的：通过战争打败以色列，解放巴勒斯坦。为此双方进行着密切的合作和相互支持，约旦不仅直接参加了三次中东战争，而且在巴解组织建立后把本国作为其活动的基地，开展反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但是，第三次中东战争再次惨败，对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政策和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
约旦是最早认识到必须正视以色列存在这一现实并试图与之单独媾和的阿拉伯国家。为了取得以色列对约旦兼并约旦河西岸地区的认可，阿卜杜拉·阿齐兹在1948年战争后不久就通过秘密渠道谋求与以色列谈判。侯赛因执政上台后，虽然曾公开反对与以色列之间的任何和解，声称要“完全恢复整个巴勒斯坦”，但实际上继承了艾哈迈德·阿卜杜拉曼的政策，1963年起开始与以色列暗中和谈；1967年战争的再次惨败更坚定了其以政治解决达到有限目标的决心。1968-1972年间，侯赛因与以色列领导人之间举行了多达10到12次会晤，仅仅在1968年9月就分别与以色列副总理伊加尔・阿隆和外交部长阿巴・埃班会谈过3次。1969年起，约旦积极支持美国和联合国倡议下的和平解决方案，并遏制巴解组织游击队对以色列的武装袭击。他“反对在中东实现和平的唯一方法是毁灭以色列的观点”，“坚信巴勒斯坦人回归故乡的方法是通过谈判而不是诉诸武力。”
约旦的政治解决方针遭到巴解组织的坚决反对。艾哈迈德·阿卜杜拉曼的被刺，也是激进分子担心他与以色列议和所致。巴解组织建立后，很快确立了武装斗争的方针。1964年，巴解组织的《巴勒斯坦民族宪章》明确规定：“武装斗争是解放巴勒斯坦的唯一途径。它是一个全面的战略方针，而不仅仅是一个战术阶段。”1968年7月，巴勒斯坦国民议会重申《民族宪章》，特别指出：“阿拉伯巴勒斯坦人民，以武装的巴勒斯坦革命来表达他们自己坚强的决心，拒绝一切取代巴勒斯坦全部解放的所有解决办法。”亚西尔·阿拉法特在1969年初成为巴解组织主席后，“拒不接受任何‘政治解决问题’的提议。”
巴解游击战略对约旦安全的严重威胁
1968年起，巴解组织采用游击战略，对以色列发动跨界进攻。巴解组织以约旦为基地，频繁发动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按照以色列人的记录，巴解组织的袭击活动在1967年为97起，1968年为916起，到1969年则为2432起。巴解组织的袭击引发以色列的猛烈报复，由此给约旦的国家安全带来了严重的影响：不仅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和物质财产损失，严重破坏了约旦经济，而且影响了约旦的和平解决政策，并迫使约旦卷入与以色列的战争对峙之中。虽然双方多次达成协议，亚西尔·阿拉法特也一再保证与约旦军队合作，但巴解游击队依然我行我素，对以色列的袭击活动不断加剧。巴解组织的行动不仅影响了约旦与以色列政治谈判战略的实施，而且使约旦陷入与其强大邻居进行全面战争的危险之中，双方的矛盾因此越来越尖锐。
“国中之国”地位与约巴摩擦的升级
到20世纪60年代末，巴勒斯坦游击队在约旦境内迅速壮大起来，先后控制了包括难民营在内的大片地区，出现了无法无天的局面：巴解组织在全国建立了独立于政府的机构，“法塔赫”统治着巴勒斯坦难民营，禁止约旦士兵、警察和官员进入；全副武装的游击队员在大街上横冲直撞，随意设置关卡，拦截汽车，检查证件，非法征税；他们调戏妇女，绑架富商，勒索赎金；还经常无缘无故地攻击和侮辱约旦官员和士兵。巴解组织还渗透到约旦军队，秘密发展一些中高级军官；甚至取得了当地伊拉克共和国卫队的支持，更有甚者，一些激进的巴勒斯坦人还把矛头指向侯赛因国王，称他是“帝国主义走狗”。巴解组织上下普遍认为，抵抗运动应该致力于在约旦夺取政权，叫嚣“一切权力归抵抗运动”“通向特拉维夫的道路经过安曼和贝鲁特”。逐渐壮大的巴解武装力量对约旦主权构成了挑战，已经形成了“国中之国”的局面。
游击队的行为令侯赛因国王难以容忍。早在1968年夏，他就威胁要“采取坚决有力的行动”打击游击队。1968年9月，国王的车队遭到游击队袭击，政府军队同游击队在安曼展开激战。1968年秋天之后，“法塔赫”与约旦军队之间发生了一系列冲突，其中最严重的是11月初——约旦军队与游击队在安曼郊区的两个难民营激战3天之久，造成28名巴勒斯坦人和4名约旦军人死亡。11月6日，双方达成“七点协议”，规定不准游击队员身穿制服、携带武器在城市中行走，不准招募约旦军队的逃兵，并禁止他们从约旦东岸炮轰以色列目标。但游击队经常违背这一协议，1968年中到1969年底之间，双方发生了不下500次暴力冲突。
1970年2月10日，侯赛因国王颁布“十一点政令”，限制游击队的活动。巴解组织拒不执行政令，还建立了一个由亚西尔·阿拉法特领导的联合军事司令部，以抵抗约旦政府。随后，约旦警察与游击队在安曼街头进行了持续3天的激烈冲突，导致300多人死亡。为缓和关系，侯赛因与阿拉法特达成新协议。6月，战斗在安曼再次打响：游击队占领约旦国际饭店，扣押60名外国旅客为人质，5天的流血战斗造成至少700人伤亡。侯赛因再次让步，宣布解除他叔叔——参谋长的职务，但他警告说：“这是解决我们与游击队之间冲突的最后机会。”8月底，侯赛因的车队再次遭到伏击，双方在安曼住宅区交火，一场大规模的武装冲突迫在眉睫。9月1日，侯赛因在前往机场的路上再次遭到游击队袭击，此后几乎每天都有冲突发生。侯赛因十分恼怒，约旦军队官兵也个个义愤填膺，“国内和国际的因素都在诱使、鼓励和迫使侯赛因消灭游击队”。正当此时，“人阵”（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发动了前所未有的劫机行动，最终点燃了约巴战争的导火索。
阿拉伯国家及美国的怂恿
在导致约巴矛盾加剧并最终诉诸战争的因素中，一些阿拉伯国家及美国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
虽然阿拉伯国家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拥有共同的战略利益，但它们在暗中都在追求各自的利益。巴解组织内部难以协调，原因就在于其七个派别分别由不同阿拉伯国家作为后台，代表着不同国家的战略目标和利益：埃及支持建立“法塔赫”，但亚西尔·阿拉法特成为主席后，努力寻求所有阿拉伯国家的支持；为对抗埃及对“法塔赫”的影响，叙利亚支持建立“人阵”（PFLP，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和“人民民主阵线”（PDFLP，巴勒斯坦人民民主解放阵线），“闪电游击队”更是叙利亚执政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的分支机构；伊拉克协助建立“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阵线”（DFLP）和“巴勒斯坦人民斗争阵线”（PPSF），“阿拉伯复兴社会党”还建立了自己的分支“阿拉伯解放阵线”（ALF）。其中，叙利亚和伊拉克支持极端组织反对和平解决，“叙利亚鼓励‘法塔赫’进行袭击，但是刻意让大多数袭击跨越约旦边界进行，以便以色列的反击必然以约旦而不是以叙利亚为目标。”
在约旦危机中，巴解游击队谴责纳赛尔是“叛徒”和“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甚至在携带的海报上将他描绘成一头驴。利雅得胜利足球俱乐部为此极为震怒，告知侯赛因应当“教训一下”巴解组织。与此同时，伊拉克和叙利亚则一再声明支持巴解组织：1970年9月1日，伊拉克外交部长宣布，“伊拉克政府和驻扎在东部战线的军队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保护游击队。”1970年9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表示，若叙利亚或伊拉克对约旦政府构成威胁，美国将进行干预。国际社会的支持与怂恿，让冲突双方都感到有恃无恐，战争的爆发已不可避免。
事件经过
1970年9月到1971年7月，约旦军队与巴解组织武装之间在约旦首都安曼及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发生了一场大规模军事冲突。战争中成千上万的游击队员被打死打伤，并造成了数万巴勒斯坦难民的死亡，巴解组织遭受重创而被逐出约旦。由于这场战争的激烈性和残酷性，巴解组织愤怒地称之为“黑九月”。其中在1970年9月6日和9日，“人阵”（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接连劫持了西方国家的4架民航班机，并强迫其中3架降落在约旦沙漠中的废弃机场——道森机场，以485名乘客及机组人员的生命作为要挟，要求欧洲各国释放关押的巴勒斯坦武装人员。欧洲国家满足了这一要求，但“人阵”成员不顾国际社会（尤其是约旦方面）的一再要求，公然在世界多家媒体记者的镜头前炸毁了所有被劫持的飞机。此次1990年广州白云机场劫机事件遭到国际社会的严厉谴责，进一步加剧了约旦与巴解组织之间的矛盾。
事件影响
有利影响
“黑九月”恐怖风暴是在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战争连遭败绩，巴解组织武装又被约旦打败并被驱逐出去，对以色列的常规游击战争无法正常开展的情况下，一些信奉极端暴力的巴勒斯坦人为引起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问题的关注而采取的非常规战争手段。在两年多的时间里，通过一系列恐怖行动的实施，“黑九月”恐怖风暴完全达到了这一目的，并对巴勒斯坦事业产生了一系列有利的影响。
（一）提振了巴勒斯坦人的士气，一度赢得了许多阿拉伯国家及其人民的支持。
“黑九月”的行动不仅赢得了普通阿拉伯人的支持，还赢得了阿拉伯国家政府几乎一致的支持。例如，约旦首相塔尔遇刺后，许多阿拉伯人欢呼这一刺杀行动除去了“一个叛徒”，对四名刺客的审判甚至变成了对塔尔和约旦国王侯赛因的审判。中东多国爆发了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游行示威，“黑九月”收到了数百份要求加入该组织的申请；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也开始重新争取亚西尔·阿拉法特所领导组织的支持。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事件发生后，阿拉伯世界更是欢欣鼓舞，为沉重打击以色列而感到高兴。他们将事件肇事者视为“与盗窃自己土地的国家战斗的英雄”，将死亡的肇事者视为“殉道者”。这些死亡恐怖分子的遗体被运到利比亚，以英雄之礼安葬，数万人参加了葬礼；当幸存的三名恐怖分子返回阿拉伯领土时，中东各地爆发了大规模庆祝活动。阿拉伯各国政府在为这类恐怖主义行为辩护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卢德机场屠杀事件后，埃及总理阿齐兹・希德基表示：“这一事件证明我们能够在反对以色列的战斗中取得胜利。”
（二）宣传了巴勒斯坦事业，达到了引起世人关注巴勒斯坦问题的目的。
“黑九月”恐怖风暴迫使此前冷漠的世界开始认识到巴勒斯坦人的悲惨现实，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对巴勒斯坦人的遭遇表示同情。例如在英国，部分民众出于对巴勒斯坦难民苦难遭遇的同情，对“黑九月”的行为表达了理解与支持。英国青年自由党前任主席路易斯・伊基斯便在该党的一次会议上声称：“慕尼黑事件需要发生”，目的是让人们睁开眼睛关注巴勒斯坦人的悲惨处境。此外，英国还有一批颇具影响力的人士直言不讳地支持阿拉伯事业，其中包括部分国会议员。值得注意的是，“黑九月”作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极端组织，其参与者不仅有其他阿拉伯国家的人，还包括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等国的公民。
（三）打开了巴勒斯坦人外交的新局面，巴解组织取得了更广泛的国际支持。
“黑九月”风暴使这一局面出现了根本性改观。国际社会开始认识到，巴勒斯坦问题本质上是一个被压迫、被剥夺权利的民族追求独立国家地位的问题，必须严肃对待；加之以亚西尔·阿拉法特为首的巴解组织常以反对恐怖主义的面貌出现，因而赢得了越来越多国家的支持与承认。
消极影响
恐怖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尽管巴勒斯坦“黑九月”分子认为自己从事的是正义的事业，但是他们所采取的大规模恐怖的方法是以大量无辜者的生命为代价的，加之树敌过多，因而必然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和反对。“黑九月”恐怖风暴不仅埋下了“黑九月”灭亡的种子，而且对巴勒斯坦事业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影响。
（一）引起以色列的猛烈报复，巴解组织损失惨重，巴勒斯坦人士气严重受挫。
（二）严重败坏了巴勒斯坦人的形象，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厌恶、谴责和反对。
（三）巴解组织及其武装受到打压，严重影响了争取巴勒斯坦事业的努力。
参考资料 >